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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的历史发展道路

时间:2019年08月24日

2017-01-17 10:59:35来源: 贤集网

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德国的话题。这次我们聚焦到“德国制造”,一个代表着品质的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为我们剖析了德国的质量文化,及中国与之的差距。很值得思考。知差距,看不足,才能进步。不过,类似这种话题,争议那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都是正常现象。对于我们读者而言,读别人观点,激自己思考,这才是我们正确的阅读态度吧,

德国只有8100万人口,但它在2008年创造出来的财富却与当时13亿中国人创造出来的财富相当。也就是说,德国的人均产值是当时中国的人均产值的16倍!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德意志人创造出来的产品的高质量。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这种哲学传统不仅造就了众多饮誉世界的大哲学家,而且也深深影响了德意志人的行为,即“追求完美”。德意志人的这种哲学禀性由三部分组成:探求事物的本质、确定长期的战略、适应外部的环境。

从哲学上,德意志人这样谈论质量问题:“没有质量的数量是毫无意义的,唯有以质量为基础的数量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数量。”因此,德意志人在一切领域中奉行的原则就是:“要么最好,要么没有!” 从经济学上,德意志人认为:“只有一种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才是衡量产品质量优劣的最好裁判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卖不出去的产品,就是质量低劣的产品。因此,质量意味着产品的生命,因而也是企业的生命,职工的生命。”同时,德意志人不相信那种宣传性的广告的,他们认为,“唯有产品的优质性才是它最好的广告。”

尽管德国人在对产品质量的检验、检测、跟踪上一点都不马虎,甚至产品的溯源制度就是由德国人发明的,然而从生产理论上讲,德国人认为:“靠检查来提高产品质量并不是最好的途径,因为检查不会改变产品质量,只有搞好设计和制造两大环节,产品质量才能得到保证。质量是掌握在广大职工手中的,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设计水平和制造工艺,也就是说,产品制造本身的质量才是产品质量的根本要素。”

与此同时,德意志人还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待质量问题:“产品质量所涉及的问题,往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的问题。”“任何产品都是由人生产出来的,因此,人的质量是一切产品质量的基础。”

德意志人的这种质量意识绝非只是嘴上说说的东西,而是充分体现在德国企业管理对完美的追求上的。这种“追求完美”的哲学,体现在产品与服务上就是“质量永恒”的概念,体现在技术上就是“技术至上”,体现在人才上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的高标准”,其结果就是德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顶尖声誉。

自19世纪初年德意志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进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以来,尤其是自1830年开始它的工业化进程以来,德国工业品在与英、法工业品的激烈竞争中,质量不断提升,并在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取代英、法,成为了这场新工业革命的领头羊。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德国的机械、化工、电气产品,直到厨房用具、体育用品,均已成为世界上质量最过硬的产品,“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的代名词。戴姆勒—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西门子、拜尔、博希、克虏伯、施耐德、阿迪达斯等,这些公司的产品质量一直享有世界性声誉。

“德国制造”的优势不在于价格,而在于质量、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优秀的售后服务。德国企业发展的一般产品都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高难度、别国一时无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德国30%以上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产品,今天,在各自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企业超过2300家。西门子公司前总裁彼得?冯?西门子对此做过这样的解释:“这靠的是德国人的工作态度,是对每个细节的重视,德国的企业员工承担着要生产一流质量的产品的义务,要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的义务。企业的运作也不仅仅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地制造产品更是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

德国产品的售后服务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能在近100年后都不忘提醒用户!因为这仍然属于产品质量的组成部分。2006年中国某家医院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件,称该医院大楼是德国建筑师于1919年设计建造的,设计使用年限为87年,现在到了设计年限,要注意该建筑物的修缮和安全。过了几天,德国方面又打电话给医院,提醒该建筑需要修缮或重建,让那家医院的人十分感动。

德国人追求产品质量的细致和严格无不令人钦佩,甚至就连超市中出售的每个鸡蛋上都印有编码,不同的号码代表了这只鸡蛋的饲养方式、出产国、饲养场地、鸡舍、鸡笼的编号,有了这种鸡蛋“身份证”,一旦鸡蛋的质量有半点问题,有关部门就会顺藤摸瓜,一直追查到饲养场和鸡笼。这种编码看似繁琐,作用却不小。首先,它保证鸡蛋的质量,因为有编码在手,解决问题很容易;另外,它能规范养鸡业的标准,使饲养企业努力打造自己的信誉和品牌,再者,消费者可根据母鸡的饲养方式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营养价值较高的鸡蛋。德意志民族为何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讲求质量的民族?这个问题很值得今天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的中国人好好研究。

下面,从历史发展、教育体制、文化传统等方面来谈谈德意志人的质量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并在中德质量文化的对比中谈谈对中国的启示。

德意志人的质量意识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要理解这种质量意识的形成,首先得了解这个民族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

与英、法这样的西欧早起发达国家相比,德意志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一个“迟到者”。英国人早在1688年就完成了他们的“光荣革命”、成为一;而此时的德意志民族还处于严重的封建政治分裂之中。它是在1807年遭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拿破仑战争”的征服——之后,才真正开始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也是在1871年通过“普法战争”的胜利,才最后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的统一国家——德意志帝国的。

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化是从普鲁士开始起步的,因为,在当时诸侯林立的德意志空间里,只有这个邦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因此,这条现代化之路也被称之为“普鲁士——德意志道路””。

这种中央集权化统治首先体现为一支常备军的建立。这是因为,在一种封建贵族地方割据化的局势中,在一种被四周强邻包围的局势中,在一种“弱肉强食”的欧洲法则中,若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种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存在,更不要说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了。而这一点也就决定了普鲁士热衷于通过“富国强兵”来为它的工业化发展开道,通过战争手段来突破内部发展上的“瓶颈”。

在这条普鲁士—德意志的现代化道路上,仅是在1815至1945年的这130年间,德意志就先后发动过6场对外战争。1815年的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使普鲁士获得了工业化发展最有潜力的鲁尔—莱茵兰地区,并在一个松散的“德意志同盟”中占据了领导权。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发展后,已经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变的普鲁士,通过1864年的德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完成了民族统一大业。1871年建立起来的这个德意志帝国,在和平发展了43年之后,已经成为一个高工业化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又发动了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战败后,取代德帝国的魏玛共和国是一个不足15年寿命的民主共和国,它在那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于1933年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取代。这个纳粹帝国便利用民族复仇主义的情绪,很快挑起了1939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给整个人类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从这段历史看来,德意志民族的确能被称之为一个“战争民族”。 在彻底否定德意志“战争民族之路”的同时,人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待它所带来的历史后果。德国著名文学家、大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这样写到:“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据了陆地,海洋则属于英国人,只有在梦想的天空里,我们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德意志人的现代化发展是在一个相对窄小的地理空间里进行的,因此,他们只能将自己无穷的想象力用于对具体细节的极其关注上,这本身就导致了德意志人对任何事物质量上的关注。这种对具体细节极其关注的传统,正是恩格斯所讲的“德意志人具有独特的彻底性”的原因。因此,这段走向工业现代化的“富国强兵”的历史,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份特别的遗产,这就是“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注重质量”的传统。

事实上,像德国这样一个地处欧洲中央位置外在压力特别大的国家,要想逃脱那种“波兰式”的亡国命运,要想冲出“欧洲盒子”,甚至还想争霸世界,就必须使它的民众具有高度的纪律化和素质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中的90%以上的士兵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英、法、俄军队中的比率高出一倍以上,更不要说这支军队是以“一声令下,闻风而动”而闻名世界的。这是就软件而言的。

从硬件上讲,武器装备上的质量更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因为在战争中它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东西。而像德国这样一个经常投入战争的国家,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这种军事装备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培养德国工程师、技术工人的质量意识的过程。从19世纪中期至1939年,德国的武器装备一直是世界上最精良、最先进的。

德国虽然在它所发动的两场世界大战中都遭到了失败,但它不是败于它的质量问题,而是败于它的宏观战略。至于德国会败在宏观战略上的原因,恰恰在于它的质量太高了,太可怕了,以至所有感受到威胁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都不得不联合起来,才能保全自己,因而结成了国际上的反德统一战线,德国才会遭到因一己之力而寡不敌众的失败。但是在一对一的战争中,德国从来没有失败过。

现代战争本身就是一场敌我双方的科技大竞赛,它迫使正在进行战争的民族从总体上动员起来,并发挥出它最大的智能。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它能将战争期间武器军备上的高科技发明创造运用于战后和平时代的民用生产,因而能极大地促进生产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二是即使在战争失败之后,也仍然能为这个民族留下一批懂得如何进行高科技生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样的人才当然是注重产品质量的。

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国家高素质工人队伍的真正成熟,往往需要至少三代人以上的时间。第一代工人实际上是从乡村来的“打工仔”,他们只是从事模仿性生产的工人,第二代工人是城市化的工人,也是力图实现标准化生产的工人,第三代工人是通过了职业高校专门训练的工人,也是能运用科学和技术知识,从事工艺生产研究的工人。

总之,在“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德意志人的确培养出了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注重质量”的传统。这种作风与传统本身是具有“价值中立性”的,也是不会因为德意志人在二战之后彻底放弃那条“通过战争来谋生”的道路而丢失的,因为它已经代代相传地融入到德意志人的血液之中了。

正如海涅所言:“德意志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他一旦走上任何一条道路,那么它将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因此,当德意志人将这种严谨、彻底的作风和传统运用于战后的和平发展上时,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世界上最高质量的产品的。

德意志人严格的质量意识更得益于它的现代化教育体制。因为产品的质量归根到底是由人的质量来决定的。而人的质量首先取决于教育的质量,教育的质量则取决于教育体制,而在教育体制上,德意志恰恰是世界一流的。

德意志是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第一个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迈进现代化社会门槛的国家,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国兴科教”战略的国家。自1810年柏林大学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建立以来,德意志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成就,并成为了世界的样板。不仅是它的欧洲邻国,而且连远隔重洋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都纷纷仿效。

在谈论德国现代化的教育体制前,有必要首先对人们极易产生误解的“科教兴国”概念加以澄清。 所谓“科教兴国”,指的是国家政府在不作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让教育与科学自由发展,通过其成就来自动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并繁荣国家。英、美等早起的现代化源生型国家,在不断摸索前行的进程中,走的就是这种“科教兴国”的路子。

而对于那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推行的战略都不是什么“科教兴国”,而是“国兴科教”,即国家政府运用自己的权威,通过对教育与科学事业采取积极、强有力的干预政策,促进教育与科学的昌盛,继而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并繁荣国家。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是要先有“国兴科教”,才可能有“科教兴国”的。

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选择这种“国兴科教”的战略,有着相当自然的逻辑。由于在遭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时陷入了深刻的民族生存危机,为救亡图存,这些传统国家的权力精英们必须去走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这就决定了它们进行的现代化是一场预定性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在最早遭受工业文明冲击的德意志土地上,现代化第一次获得了它自觉的、目标明确的进程,它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它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指引它的也是经过公开讨论和刻意选择的策略。德国人在总结1806年“拿破仑战争”中的失败时发现,德国人的素质不如法国对手,这涉及到“教育”,德国人手里拿的武器也不如法国对手,而这涉及到“科学和技术”。因此当国家认识到教育与科学在这种赶超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时,便不再像过去那样听任教育与科学自身的缓慢发展,而是将其放到国家战略决策的高度上来积极加以促进,这种国家战略也就体现为“国兴科教”。

德意志人会推行这种“国兴科教’的战略,也与它当时的最高统治层以及知识精英阶层的思想认识有关。 在19世纪初年的拿破仑时代,对欧洲所有的民族来说,生存条件已发生变化,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存在过去靠的是封建传统、宗教法规、世袭继承制和正统主义,而现在要靠实力才能生存下去了。普鲁士改革领导者冯?哈登堡首相在给国王的上书中这样写道:“在今天的时代里,谁要想继续生存下去,誰就必须保持竞争能力和效率,必须进行民族的自我更新,这是你不得不去遵循的一条原则。否则就死路一条!”这样一来,外来现代化的强制性动员起德意志内部正在形成的现代化意志,并赋予了它改革的推动力,德意志最大的邦国普鲁士,成为了这场大改革的代表和中心。

1806年签订了《堤尔西特和约》后,普鲁士被剥夺了一半的领士,这个流尽鲜血、一贫如洗的国家还得向拿破仑法国交纳沉重的战争赔款。普鲁士当时的国君是“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威廉三世。1807年10月,国王召集了一次重要的内阁会议,讨论了“经济困境与办教育的关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国王明确了他的态度:“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办穷了、最后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

国防部长沙恩霍斯特也当即表示赞同,因为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的“耶拿大战”中与法国军队刚一交手就败下阵来,这是军方当时万万没想到的事。这位将军在会上讲道:“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有在科学与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列席会议并即将出任首任教育司长的教育学家威廉???冯?洪堡在会上指出:“大学是一种最高级的手段,惟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在启蒙和教育上真正的世界领先地位!”

在这次内阁会议后,大哲学家费希特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其中讲道:“普鲁士的解放取决于它能否建立起一套适当的教育体系,这套体系应当是国有化的体系”,因此,他要求国家“应主动承担起教育民族这个最为伟大的任务”,并认为“这是任何一届普鲁士政府都无法推托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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